5.7.2020 懷念與希望／新冠疫情下二線醫生的自白

 

(周武屏醫生刊登於世界新聞網之撰文)

由於疫情關係，心情鬱悶。昨聞馬里蘭州長Larry Hogan宣布星期六5月2日以下半旗、藍光及雷鳥機隊表演來表揚對抗新冠病毒的前線醫護工作者， 及懷念因此疫死亡的病患。我們家庭醫師應該算是第二線的醫療人員，雖然過去兩個月對自身、員工及家人的安危免不了有點緊張，但是主要的壓力還是在這種全新的經驗中，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定位而產生的無力感。

目前我們蒙哥馬利郡在馬里蘭州仍然是死亡率最高的重災區，感染及死亡率仍然未見達到頂峰。

但亦想趁此提升士氣的日子，敘述一下心路歷程，並向我們第一線的同仁致敬。

隨著疫情的發展，美國及世界各地政治家們吵得沸沸揚揚。但對醫護人員而言，他們對政治不太有興趣，病毒起源在哪裡，何人對防疫有過失，誰會不會因此而落選，這與他們的職業行為無關。

他們考量的只是在這種與他們職業有關的風暴下，應該及能夠做些什麼。其實醫護人員及所有的職業基本上沒有兩樣，都有所謂職業道德。可是由於其職業的特殊性，要加強其使命感，因此醫生有Hippocratic Oath、護士有南丁格爾誓言。

這些誓言，就像是一把枷鎖，也像是孫悟空頭上的「緊箍咒」，時時刻刻向你提醒，漸漸地這種誓言也就溶化到你的血液裡面去了。

紐約市因為缺乏醫療人員，八萬義工大軍從各地響應而來。其動力，可能一部分是人格特質，但大部分還是由於職業道德的枷鎖。

我自己也曾經有內心的掙扎，在真有需要時，是否也應該到醫院前線去當義工？可是自己已經年近七十，離開醫院及其電腦系統已經太久遠，感覺像是不會用新武器的老兵，上戰場反而成為累贅。但不去又有違背職業道德的感覺。

後來看到美國醫學會AMA (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)一些文章，原來大部分醫生都有這方面的心理困境。感謝醫學會的道德委員會（Ethic committee)提供了指引：

• 1. 根據自己的年齡、工作狀態及自己的的能力提供醫院及社區適當的服務。
• 2.找一位同行醫生為Buddy, 傾吐自己的困境及尋求支援。

一位退休的義務醫生在AMA文章提到他到醫院急診室工作的經驗：他因為工作幫不上忙感到Guilty, 可是跟他一起工作的Buddy，年輕醫生工作效率很高，結果年輕的Buddy醫生建議他不要接觸病人，但盡量幫忙處理與家屬的溝通，及有些晚期病人的臨終照護等安排事宜，他的Buddy 醫生就可以全力救治病人，大家合作得很有效率。

結果他的感言是：現在感覺是沒有Guilty，雖然只有Sad，但是他很Happy。

我也從中得到啟示，只要對社區及這個職業有貢獻，不一定要走在最前線，就可以交代得過去。

我找我的女兒為Buddy , 她是內科及緩和醫學（Palliative Medicine )專科醫師，我覺得以同行而言，她的見解往往比我更有見地。她也認為我只要把自己的病人處理好，在這個非常時期給他們在心理及治療上有一個正確的指引，可以減輕急診室及醫院的負擔，就是一種貢獻。

我也繼續參與泛亞義務門診在新冠疫情對社區的服務工作。總算在這一個非常時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其實發現坐在自己診所裡聽電話及做視訊還是做了不少事。

其中一個例子：一家三代、六口都感染了病毒，每日追蹤他們的病情，發現女兒病情惡化需要用氧氣，建議她上急症室，需要住院，出院時還帶著氧氣，不過慢慢在復原中。

而她九十多歲有高血壓、糖尿病的老母親卻肺炎發高燒，血氧低。若是去住院，不一定有特效藥，言語不通，目前規定家屬不允許陪伴照顧，對老人家而言，不但精神上是一種折磨，也不一定能活著出院。與她家人商量後，決定在家用抗生素及保守治療，由於需要用氧氣，我求教於我女兒，她認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找臨終照護（Hospice care)，她替我找到願意照顧新冠病患的臨終照護中心，除了馬上得到氧氣之外，也給予病人上門照顧，不過仍然指導家屬積極替老太太拍痰及呼吸治療後，竟然轉危為安，不但達到以病人利益為優先（Good faith)，亦可避免住院。

可是也有一些年老、有多種慢性病及非常孱弱的病患，經過評估及與家屬的溝通後，願意在臨終照護的安排下，在家裡很祥和地得到善終，免去住院之苦。有更多的病人雖然很可能得到新冠感染，卻無法獲得檢查及治療，焦慮異常。因此與他們每天電話追蹤，指導其自我隔離，絕大部分都自行痊癒，減低了急診室及醫院的負荷。回心一想，這樣也算對前線醫務人員貢獻了一點心力。

新冠疫情對醫護人員的居家生活也造成很大的影響，主要是對自己的職業過度敏感。例如星期天在女兒家裡做視訊彌撒時，妻子是護士，女兒和我是醫生，都很識趣地戴上口罩，躲到角落去。女兒從醫院工作回來後，也是一頭鑽到地下室去了。

鄰居及朋友在路上遇到，他們都會與我保持非常安全的距離，可是他們又會覺得不好意思，對我異常客氣。有一次從醫務所回家，在大門前發現兩盒病人送來的醫用口罩，感到一股暖意。

母親和我們夫妻兩住在一起，母親重聽，有一次妻子取下口罩，對著她的耳朵講話，沒有保持安全距離，我反射性阻止她並吼她「神經病」。很快地我就知道失言了，説我自己才是神經病。

的確，我也覺得最近的醫護人員都認為自己是危險人物，神經兮兮的。這時會有一種很奇特的想法：管他外面狂風暴雨，我要是能夠一直待在家中，不必出門，歲月靜好，就是最大的享受。

可是在疫情中，也有陽光的一面，我樂見作為社區一份子的華人團體及義務門診，在盡力地提供人力、資訊及防䕶物資，幫助醫院及有關的公共服務機構，改善大家對華裔的形象。

祈望著疫情能夠減緩，醫院的負荷能慢慢降低。可是在有效疫苗出現之前，不論對第一線或是第二線的醫護人員，及所有參與抗疫各行業的同工而言，將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新冠傳染病仍然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挑戰。

不過我們有信心，大家同心協力，各司其職，最終我們會戰勝疫情。

泛亞義務門診在周武屏醫生（前左三）的生日獻花祝賀並致意。周醫生的夫人謝苔蕙（左一）也是泛亞義務門診的長期義工。